尊重版權，改編作品才能“錦上添花”

法律制度中 如何規(guī)定改編權

改編權是我國《著作權法》中明確規(guī)定的作者享有的一種財產權。從著作權法律制度的角度來看，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著作權法》第十條的規(guī)定，作者享有改編權，即“改變作品，創(chuàng)作出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新作品的權利”。據(jù)此，其他任何人未經許可皆不得隨意改編作者受法律保護的作品。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效率等立法價值因素的考慮，《著作權法》對改編權的行使也有適當限制。如我國現(xiàn)行《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十條規(guī)定，“著作權人許可他人將其作品攝制成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chuàng)作的作品的，視為已同意對其作品進行必要的改動”，即為了保證被許可人權利的行使效率，法律擬定了特殊情形豁免，在特定情況下的改編無需專門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

不過，可以明確的是，任何改編都不應當出現(xiàn)有損著作權人其他利益的情形，尤其是不能侵犯作者的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是作者享有的人身權，前者主要是指修改或者授權他人修改作品的權利，后者是指保護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權利，兩者都關注作者在作品中所表達的綜合理念不被歪曲或篡改。

改編權保護應得到更多重視

在作品傳播與利用中，改編權是幫助作者實現(xiàn)作品價值的重要權利之一。一方面，改編能夠賦予原作品新的生命力，幫助原作品更好地適應社會公眾的需求。因改編而被社會公眾更廣泛接受從而產生更大影響力和經濟價值的作品數(shù)不勝數(shù)。另一方面，因原作品已有一定社會影響力，改編更容易引起社會公眾的關注，從而增加新作品的吸引力和經濟價值，實現(xiàn)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這也是在眾多綜藝類或音樂類節(jié)目中，改編作品被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從相關實例來看，改編在作品傳播與利用中雖然備受青睞，但改編權的保護卻較為復雜且往往未能得到妥善處理。典型的如新近發(fā)生的《九層妖塔》改編糾紛中，其改編行為并不侵犯作者的改編權，但由于改編行為未能充分尊重改編權的權利邊界，從而對原作者的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構成了侵權。

前文提及的譚維維在公開場合演唱改編版的《敢問路在何方》，涉及四個方面的侵權問題。其一是歌曲改編者的改編行為因未經過權利人同意，且也不屬于法定豁免情形，故涉嫌侵犯了原作曲者的改編權；其二是歌曲改編者的改編行為因存在扭曲、篡改原作曲者所表達的綜合理念之嫌，而涉嫌侵犯原作曲者的修改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其三是歌曲表演者因表演的改編作品涉嫌侵犯他人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權利，也有侵權之嫌；其四是依據(jù)我國現(xiàn)行《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的規(guī)定，演出組織者組織演出的，應當由該組織者取得著作權人許可，且“使用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進行演出，應當取得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作品的著作權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權人許可，并支付報酬”，因此，演出的組織者也有保護版權的義務。

保護改編權需要多方努力

和《九層妖塔》改編屬于影視作品改編不同，《敢問路在何方》屬于音樂作品的改編。前者在現(xiàn)行法律制度中還存在豁免情形，其侵權主要是因為改編行為超出了豁免的限度，侵犯了原著作權人的人身權；而后者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中尚不存在豁免情形，改編行為既涉嫌侵犯原作品著作權人的財產權，同時也涉嫌侵犯原作品著作權人的人身權。更為嚴重的是，在《敢問路在何方》改編事件中，演出組織方、表演者以及改編人等各方均涉嫌侵權。其實，這種存在多方侵權的特征正是公開演出中改編權保護實踐所面臨的嚴重問題。

針對此問題，筆者認為，首先，演出組織方應加強版權管理機制建設。我國現(xiàn)行《著作權法》給演出組織者設立了應取得版權許可的義務，這主要是因為相對于個人演出者而言，其在經濟、人力等方面的資源更為豐富，在版權管理和保護方面的能力相對較強，而且其往往也是演出的直接受益主體。近年來，隨著我國版權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許多演出組織方的版權運營能力和經驗已經較為豐富，在實踐中也常通過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簽訂協(xié)議的方式來做好版權風險防范。

但應當注意的是，著作權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兩個方面，取得著作財產權并不意味著可以毫不受限地行使，如即使取得了在公開演出中對原作品改編并予以使用的權利，也應該尊重原作者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人身權，否則一樣構成侵權。演出組織方應當建立更為完善的版權審核機制，對使用演繹作品進行演出的，應當嚴格審查演繹行為是否取得了許可，以及取得了許可的演繹行為是否存在侵犯著作人身權的嫌疑。

其次，表演者應及時審視作品的版權問題。表演者是作品的重要傳播者，其表演行為是與版權密切相關的行為。表演他人作品與作者的表演權有關，應取得作者的授權；表演演繹作品，應取得演繹作者和原作者的許可，而且均不得侵犯作者的其他合法權益。

同時，表演者的表演本身也能產生領接權，即表演者權，這也是《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一項重要權利。在譚維維演唱改編的《敢問路在何方》后，一些人也表達了譚維維并不是改編者，所以不宜將責任全部歸于其身的觀點，甚至有人認為譚維維是受委屈的。對此，排除情感因素來講，其作為表演者未能關注表演行為與版權的關系，未能及時審視表演所使用作品的版權問題是較為不妥的，因此即使其存在委屈也無法成為法律上改變行為性質或者免除責任的理由。

再次，改編人應充分尊重版權和權利人的權益。改編是一種創(chuàng)造行為，但其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chuàng)造，而是以在先作品為基礎的創(chuàng)造，因此在先作品的版權以及權利人是其改編創(chuàng)造行為不可忽視的考慮因素。

實際上，我國現(xiàn)行著作權法律制度體系中，有關改編行為的規(guī)定是較為明確和合理的。改編人只要具備一定的版權保護意識，就能夠清楚掌握在改編活動中如何尊重和保護他人的版權。對于改編人而言，取得原作者的改編許可是其實施改編行為的起點，同時，其改編行為還應以不歪曲、篡改原作者在作品中所表達的綜合理念為限。不過，原作者在作品中所表達的綜合理念，這是一個相對模糊的表達，很難準確判斷，故改編人可以通過在改編活動中增加和版權人的適當溝通來降低風險。

此外，考慮到一些較為經典的作品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和特定的文化、特定的價值觀等聯(lián)系在一起，改編此類作品時，改編人應尤為重視和版權人的溝通，尊重版權作品背后的文化和價值內涵。

最后，除演出組織者、表演者以及改編者外，著作權人也可以為版權保護作出更多努力。如著作權人在授予改編許可時可以提出更為明確的權利許可范圍和要求，以此來提醒改編人不能越界。